一代收藏大师朱家溍——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古董收藏不必为一己所有

导读：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生于1914年，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朱家捐赠承德避暑山庄的明清家具在运送途中被漠视、毁损，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声讨，替朱老不平。

王连起先生讲起他和朱家溍老先生相处的往事：王先生受朱老启发，一直将养盆景作为闲情逸致。欲罢不能时，总想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把玩，因而一日在朱老面前发起感慨：“哪天没事儿我也卖盆景儿去得了！”朱老说：“好，到时候我给你讲宋、元、明、清的盆景儿历史，另外，让徐邦达把盆景儿画下来，再让启功作诗题赞。”

旁人眼中小小不然的喜好，却在一句玩笑话里被老人“玩儿”得如此认真。

朱家溍在书房中

追索真理不必拘于形式

朱老堪称文博杂家，见他所著《故宫退食录》中包罗万象便可获知，书法、绘画、碑帖、珐琅彩瓷器、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园冶等，无所不有。他又堪称文博大家，从戏曲到文物，凡接触都必有研究，凡研究都尽可能地深入，并非蜻蜓点水地略知一二便可满足。

在对诸多领域的研究中，朱老所依靠的多是生活中积累的经验阅历，或是通史、档案，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的专业书籍。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王健华在刚刚进入陶瓷研究组时，向朱老求得的点拨即是如此：关于研究方法，朱老让她先看器物，从器物出发去找文献，再从文献上的描述来印证器物，反反复复几个来回，在这反复之间观察，不要迷信别人看到的，而要用自己的眼睛发现别人没发现的，或是将别人没有讲透的细节写录下来。

当时王健华还曾向朱老请教该看些什么书来学习，朱老并没有推荐她看陶录之类与专业更为接近的书，而是将手边6本已经发黄的《纲鉴易知录》赠予她，让她先从历史学起。他对王健华说，将来不论研究故宫中的任何东西，全部要从历史入手，器物皆历史产物，若不懂历史只学器物，永远都是鼠目寸光，根本不可能学懂。王健华觉得当时的自己能在鉴定上比同龄人进步快，全凭着遵照朱老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观的掌握。

朱老的小女儿朱传荣说，《纲鉴易知录》是朱老极爱推荐给年轻人看的书。若有人对他说看不懂，他便会说：“看不懂先跳过去，看完第一遍，第二遍有些地方自然就懂了。”这正与朱老在中学期间，其父命他用课余时间点读全部《资治通鉴》时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她说朱老有句“名言”：“古人不是傻子。”

王连起说，这套授予王健华的方法也是朱老自己在研究时所用的，从他写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比如，有一次他请朱老撰文谈宋高宗的书法，朱老从历史入手，列题为《宋高宗付岳飞敕书与批答》，文章说的是宋高宗书法的改变与当时政治形势间的关联。这显然是只看书史、画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

朱老的文章以在角度、观点上出新出奇制胜，而在行文上向来不会去长篇赘述甚或炫耀文笔，不论什么题目，皆是深入浅出。朱传荣说，能让读的人懂，就是朱老的追求。她认为，这种追求或许也是那一代人有关审美的延伸：他们不爱强调什么东西是一种文化，而爱去强调一种感受，“这样不行”、“那样太丑”、“那可不成”，在生活中朱老的话总是爱这么说。

朱老的忘年交赵珩说，他在与朱老聊起书画、戏曲时，也发现他对纯理论性的东西不感兴趣，并不像现在的学院派作风，喜用似通非通的东西去故弄玄虚。他认为，由这样的学养而生发的文章自然就会是深入浅出。他说，评价朱老的文章或用辛弃疾的词或许贴切，即朱老所作的境界早已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朱老的文章向来极少沾染所处时代的风气，实在难能可贵。其中，关于戏曲研究的《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与《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两篇就十分典型。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晓姗说，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清朝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影响了人们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看法，逢帝后必言奢侈、遇宫廷必说腐朽的批判论调在当时成为一时风尚。而朱老的这两篇文章，对清代戏曲的研究与当时盛行的以阶级立场评判高下的做法截然不同：语言平实，冷静客观，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并给予公允的评价。她认为，此后学术界对清代宫廷戏曲评价能逐渐转向客观，回到正常的学术研究轨迹上来，朱老这两篇研究就是关键转折点。

好似在对真理的追索中，时代风气从不是朱老的障碍。又比如故宫的“易培基盗宝案”，当时法院封存的所谓经专家鉴定后确认的一大批假古董、假字画，因查不出来源就再无人理会，1949年，朱老建议马衡院长撕掉封条，开箱看看。打开后朱老逐箱逐件查过，发现其中收纳的宋徽宗《听琴图》和马麟《层叠冰绡图》并非赝品，而堪称珍品，立即使它们成为钟粹宫绘画陈列室的主要展品。虽然当时该案件早已是悬案，开箱或已无大碍，但人人都知道那原是个背后有派系斗争酿成的冤案，因此还是无人愿意沾染。若不是朱老对故宫藏品鉴定的严谨和对“真相”的质疑在他心中远超过了时代的“禁忌”，两件珍品又怎能重见天日？

收藏不必为一己所有

据《萧山朱氏宗谱》载，自朱文公朱熹到朱家溍这一辈，为第二十五世。民国成立时，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任职于财政部，担任参事、盐务署长。故宫博物院成立，又被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书法、绘画、碑帖及其他古器物。

既有财力又有鉴赏力，这使得朱文钧从30岁左右就开始大力收购碑帖字画，到了40多岁，所蓄法书、名画、善本图书以及铜、瓷、玉、石、竹、木等古器物，已有相当多的珍品、精品。如启功在朱家收藏目录《介祉堂书画器物目录》题跋中所说：“无或逾此完且美也。”

1959年冬天，朱家溍（左）和母亲与刚拍完朱家古家具的王世襄（右）合影

但朱家收集的藏品，乃至用来包容它们的旧式大宅院，都只是陪伴了朱家溍的幼年及青年时光。从1953年起，朱家就将收藏陆续捐赠予国家。捐赠数目之多，档次之高，若拍卖，真是无法论价。

当年捐赠之时朱家家宅已经充公，只剩一间蜗居。其收藏全部无偿捐赠，曾招致很多人的不解，常有人说，朱家是因时局而不得不捐。

其实，朱家选择捐赠700余种碑帖，是朱文钧在世时就已许下的承诺。当时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欲申请专款10万元收购朱家所藏，被公认系统最为完整、拓工最古的碑帖拓本，以补充故宫这方面收藏的不足。结果被婉拒，他的理由是：虽然故宫是这些碑帖最好的归宿，但暂时还要留它们在家中用以研究，将来也不用再提价钱，自会全部无偿捐赠。

碑帖之后的两次古籍、器物的捐赠均由朱家溍主张：1976年，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做工紫檀大型木器数十件，以及明代名砚、宣德炉等捐赠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同年，数万册古籍善本捐赠给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包括唐朱澄《观瀑图》、北宋李成《归牧图》、南宋夏圭《秋山萧寺图》在内的书画及明成国公朱府紫檀螭纹大画案等，捐赠浙江博物馆。自此，已可以说倾其所有了。

朱传荣回忆说，当年先发还了抄家物资，后发还房子，家里只剩下一间住房，根本没有地方摆放那些家具。若要继续为一己占有，任凭其价值多高，也只能堆落在院中。而院子当时已经变成了街道工厂，每天二三十人在里面叮叮当当地做着机油滤芯儿，家具放在那样的环境中，岂不是面临灾难，和被毁了差不多么？她说，那时候有很多进出口公司的人想要借机收购家具，天天守在一旁，就像是天葬台上的秃鹫。而用朱老的话说，他们都是大二道贩子，家具文物卖到他们手里，就会流散到国外，他不愿这样，于是决定捐赠。

赵珩说他曾与朱老讨论过对于收藏的看法，二人观点一致，都认为收藏不过是个过程。“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之上钤有‘子孙永保之’或‘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赵珩说，他家中也历经不少文物流转变迁，但都为着一句“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而觉得全无所谓。

朱传荣说，很多人问过他们兄弟姐们，作为儿女是否都同意捐赠藏品。她说：“家藏的艺术品或者文物，不是财产，不应该视为财物，用钱买来后，它体现的是人欣赏上的东西，是多少年来文化的精华。虽然经你手收集和保藏了很多年，但它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私有的东西，就应该是产生过这个文化的环境里边的，不应该流散到其他地方去。我的祖父，我的父辈都这么看，我们这一辈人，第一应该尊重他们处理自己东西的权利，第二，也全都赞成他们这样的做法。”

朱老曾有一句：“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但也有事与愿违的时候。王世襄在1982年前往避暑山庄时，看见朱家捐赠的家具中紫檀坐墩缺少一块牙子，乾隆紫檀叠落式六足画桌被肢解的一分为三，其他另外多件也有不同程度的划伤开裂。后来得知，是司机在半途卸下家具，跑了趟私活儿，再次起运时又野蛮装卸，致使家具损伤。回京后告诉朱家溍，朱老面色突变，半晌说不出话来，长叹一声：“没想到捐赠竟送进了屠宰厂！”

朱传荣回忆父亲当年对这些家具的悉心呵护，定期准会用鬃刷在上面打蜡加以维护。她自己还是个几岁孩子时，就清楚明白这些家具是不准在上面放热水杯子，不准在上面玩儿玩具的。

自己的孩子碰一下都心疼，可想，得知它们被别人弄得伤痕累累时，朱老的痛心，或还应该有愤怒。但是，除了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记述、声讨此事外，朱家对此从未发声。我问朱传荣，为何不再提及此事？朱传荣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90年代时，这批被损的文物曾被运至故宫修复厂修复。故宫中的同事来问朱老，要不要去看看？当时朱老说去，她便也想同父亲一起去。但是过了两三天，朱老都没有再提。她问起，朱老说：“不看了，看了伤心。”一直到又过了几年，一次收藏黄花梨家具的叶承耀来北京，请朱老介绍他去避暑山庄看一看，朱老写了介绍信，朱传荣陪同前往才又得见了那批家具。

朱传荣说，见到家具时确实吃了一惊，通常我们在对比文物珍品的照片与实物时，会觉得照片远不能反映其风采，但她看到的却恰恰相反。而后，她又补充说，这些家具失色还有另一个因素，即长期放置会失去其当作家用时，人给予的滋润它的过程。她讲述时，话语间依然没有追遣。

朱传荣说这一点她和父亲很像，遇到任何事都尽量不往伤心、生气的地方去想，她的母亲有个形容父亲的话：“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是说，做人要有一个骄傲，得懂得对自己好。她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去自己为难自己，得释然的时候，且能释然。

发现美不须身处闲适

没有用家中的藏品换座大宅，朱老的晚年就一直在30平方米大的平房里安居。赵珩回忆，每次去朱老家里时，二人总会左右分坐在外屋仅有的两张粗木扶手椅上，中间是个茶几，对面的方桌上总是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到90年代中，朱老家里摆的还是一台12英寸的小电视机。每逢冬季，屋子就要生上蜂窝煤炉子。里间是朱老的卧室兼书房。

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活条件显得有些简陋，那也正是很多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去挣些外快的时候，可朱老从不动心。王健华清楚记得，那时候常有人想请朱老题字，或请他去参加各类开幕式，这样的事情，对方都会备个红包。有一次，一个搞戏曲的人想邀请朱老参加会议，让她牵线搭桥。朱老看过会议资料后说：“你以后别给我揽这种事儿，我心里有数儿，这种钱我不要。”说罢拉开抽屉，里面有几个装钱的信封，王健华见那都是少得可怜的稿费。朱老说：“这是我应得的东西，其他的都不应得。”

什么钱挣什么钱不挣，朱老心里是个明镜，什么钱花什么钱不花，他也毫不含糊。王连起说，90年代中，朱老时常和他们一起去转转盆景，偶尔也会出手买回来。通常他们看上一个盆景时都会去跟人砍砍价，朱老往往会在旁边小声说：“别砍了，多好看啊！这可不容易！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不容易，大老远地运过来在这儿风餐露宿地卖，北方又凉，这是第二不容易。”真要是中意，他肯定毫不还价地买下来。

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显然还有朱老自家小院中的花植繁盛，在不大的空间里，他还建构出“院中八景”：两棵太平花被他称作是“太平双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芦藤架为“壶中天地”，两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风”，紫色牵牛花在甬道两侧“紫云绕径”，墙角向日葵为“映日金轮”，窗外槐树早就“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

还有更绝的，朱老的大女儿朱传移说，家中地方小，衣服没地方挂，就在屋里牵上一根铁丝，毛巾、衣服就都缀在上面，朱老管这叫“天垂云幔”。

朱传荣对我说，大可不必把这些看作她父亲的苦中作乐，那样只能是我们自顾自地给老人说的玩笑话附加了太多情绪。

再说朱老自取的斋号“蜗居”，除了说出“小”以外，还另有解读。朱传荣说，父亲蕴意的是蜗牛之脆弱：它在花盆底下潮湿的地方，你也许无心去害死一只蜗牛，但是搬了一下花盆，它就粉身碎骨了。由此可见，个人和天地之间的变化相比，命运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赵珩

朱老此蕴意虽然伤感却并非自弃，他最善用有限的“可以掌握”去对抗无限的“不能掌握”。就比如在“三反”运动开始后，1952年7月，朱老和王世襄等被关入看守所，一年又10个月。同房间的是一位人民大学的俄文老师，朱老便要求向他学习俄语，对方同意后，朱老立即写信让家里给他买了两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行的广播俄语课本上下两册，认真地学了起来。虽不能掌握出行的自由，他却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给了自己获知的自由。

朱老面对抄家时的姿态也可作一佐证：有一天朱老从故宫下班，正赶上一次小规模抄家，到晚上21点，才能考虑吃晚饭。夫人下午本来要出去买菜，但还未来得及，抄家的人就上门了，晚上一家人只好用葱花炒一锅窝头，就些咸菜凑合一顿。朱老不仅没有因抄家而伤了胃口，还连吃两碗，又喝了两杯酒，很快就睡熟了。朱传荣说，父亲当时定是在想：“睡不着又怎样？既然不能左右我人生的大命运，至少还要能左右自己是睡得着还是睡不着。”

赵珩也回忆起一则，大概2001年左右，朱老被检查出患有肺癌。知道他的病情后，赵珩心情沉重，再去朱家时就不抽烟了。朱老问他，“你怎么，戒啦？”赵珩支吾：“没有，您现在不是呼吸道有点儿问题么，我就不抽了。”朱老忙说：“没事儿，没事儿！”转身就回屋拿出一盒大中华，让赵珩抽，他自己也抽。抽完后朱老左顾右盼，偷偷问他：“令尊是不是肺癌（去世的）？”“是。”“令尊到最后疼不疼啊？”如实答说：“不疼。”朱老听后，很是释然。

2003年，朱老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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