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宋韵｜走进宋“潮”⑪：宋人如何玩收藏？

知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先生曾经提出：“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上讲，中国有五次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宋朝，第二次是明朝，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间，第四次是清末民国时期，“以1993年中国成立收藏家协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收藏热”，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个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带来的愉悦”。

也有学者说，纵观历史，收藏热潮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北宋末年、清代康熙年间与清末民初。不管是多少次，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其中一次收藏热产生于宋代。

宋人的金石世界

宋人说收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博古”。考“博古”之意，既有鉴赏古器、古玩的意思，也包含了“博古通今”的意义。作为收藏热的体现，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博古图”，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金石学著作中摹绘古器形制的插图；另一种是描绘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轴画。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将前者叫作“博古图谱”，将后者叫作“博古图轴（卷）”。

博古图谱是宋代金石学非常发达的副产品。尽管早在西汉时，已有学者考释古铜器，但金石学成为一门学科，则是宋代的事情。按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其实就是在宋清两朝的金石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考古学界还在使用的青铜古器名称，如钟、鼎、簋，“皆宋人之所定”。

据研究者的统计，宋代有姓名可考的金石学家超过60位，宋人编撰的金石学著作有119部之多。我们熟悉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便是一位热爱收藏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收录了近2000件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的目录。

为便于收藏者直观地了解、鉴别文物古玩，一些宋代金石学著作还附上摹画了古器形制的插图，此即博古图谱，包括北宋官修的《皇佑三馆古器图》，金石学家刘敞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王楚的《博古图》。王国维评价说：“《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其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

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也绘有博古图谱：“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生平所得暨其闻睹者（古器），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北宋末，宋徽宗下诏官方编纂《宣和博古图》三十卷，著录了皇家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古铜器800多件。后来晚明时收藏风气复兴，《宣和博古图》多次重修、再版，乃至制成小开本，“使人易藏，虽寒生俭士，皆得一见商周重器，大有裨于鉴藏家”。对此，我们可以从明代万历年间刻印、刊行的《重修宣和博古图》插图窥得一二。

明刻《重修宣和博古图》插图

常见的“博古”生活图景

顺便一提，在艺术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间，实在是一段标志性的时期。除了器物考古学领域出了《宣和博古图》之外，绘画艺术则有《宣和画谱》，书法艺术有《宣和书谱》，篆刻艺术有《宣和印谱》，茶艺有《宣和北苑贡茶录》，棋牌艺术有《宣和牙牌谱》，观赏石鉴赏有《宣和石谱》，琴艺方面尽管未见《宣和琴谱》，却有“宣和式古琴”。

收藏家鉴赏、品评古器的画面，也多次被宋朝的画家绘于笔下，显示“博古”已经是常见的生活图景，成了热门的绘画题材。我们目前还能看到的宋代博古图轴，有刘松年《博古图》、张训礼（一说为刘松年）《围炉博古图》、钱选《鉴古图》、佚名《博古图》（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博古图》（中国嘉德拍品），等等。想看看宋人如何玩收藏，这些博古图轴是不可错过的。

刘松年《博古图》

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局部

钱选《鉴古图》

宋佚名《博古图》

《宋人博古图》

其后晚明社会再现收藏热，也多有博古图轴问世，如仇英画有《竹院品古图》，崔子忠画有《桐荫博古图》，张翀画有《育鉴图》，杜堇画有《玩古图》，尤求画有《品古图》。有意思的是，明代画家笔下的博古图轴，多为临摹、模仿宋人作品（一些学者提出，上引宋代博古图轴当为明人仿作），或者干脆以宋人鉴赏古器为题材，仿佛宋朝就是明人描绘繁华世象的一面镜子。

宋代古玩市场

宋代收藏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古器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宋徽宗宣和年间，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蔡絛《铁围山丛谈》也载：“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为了发掘到古器，卖个好价钱，民间甚至刮起盗墓之风。

按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宿藏物”，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宿藏物”，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则要求送官，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 。这些立法规定，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根据法条，“形制异于常”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但一般的古器珍玩，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

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述了一次文物交易：“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吴家。时襄阳府光化县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类鼎而有盖，盖及鼎腹皆雷纹，中有虬形，两耳为饕餮，足为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蚀损，尚可立也。表舅唐悊端仲数金得之，以与舅氏顺图好古博雅，乃以归之。”而有的文物发现者为了规避“形制异于常者”法律条文的限制，甚至将出土的文物肢解后再卖出：“宋元丰二年夏，霖雨，安阳河涨水，啮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铜器。质文完好，略不少蚀。众恐触官法，不敢全货于市，因击碎以鬻之。” 可惜我们未能从传世宋画中找到古玩交易的图像。倒是明代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画出了一家古玩商店、一个摆卖古器的街边摊。

虽然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中晚明的城市生活，不过，证之文献，我们可以确知，宋代的城市亦出现了类似的古玩商店与摊子。《东京梦华录》载，开封东十字大街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潘楼附近的集市，“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大相国寺也有古玩市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耐得翁《都城纪胜》也记载，杭州“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这里的图画、珍玩、玩好、珍异、奇器，都是古董。

图文来源｜吴钩：《风雅宋》